叶剑英纪念网 > 历史研究

童小鹏: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楷模

2021.02.13 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本网

10月22日,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叶剑英同志因病与世长辞了。

叶剑英同志卧病几年来,我几次都想去看望他老人家,但听说不让看,又怕干扰他的治疗终未敢提出,当知道病情平稳时,就感到高兴。1977年读到他写的《八十书怀》“满目青山夕照明”诗句时,曾给我们巨大的鼓舞,我多么希望他能再写出《九十书怀》的诗句来。可是他年享九十却未能留下诗句就离开了我们,多么令人痛惜!

叶剑英同志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他也作出了卓越的成绩,堪称楷模。抗日战争前后,我曾在他领导下工作多年,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得益良多。在此悲痛的日子里,难忘的记忆不禁浮现脑际。

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时期,我就听说了叶剑英同志的名字,知道他是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有名的红军领导人。但却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1936年7月,党中央、中央军委从瓦窑堡搬到保安(现志丹)。那时候,房子很少,军委主席毛泽东住一孔石窑洞,周恩来副主席和邓颖超夫妇住在靠围墙盖的小平房里。参谋长叶剑英没地方住,就把围墙中间的一座小门楼,前后用土坯一堵,留个小门、小窗户,权作居室和办公室。我和叶子龙、李质忠等机要人员都挤在旁边的一座小石窑洞里,经常见到叶剑英同志,他亲切地叫我们“小鬼”,有闲暇还跟我们聊聊天,显得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

1935年12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此,叶剑英同志协助周恩来同志,在领导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大展雄才,功勋卓著。

1936年49日,周恩来同志和张学良将军在延安秘密地举行了联合抗日救国的会谈。张学良将军为了实现西北的抗日局面,要求我党派代表去西安。党中央考虑到叶剑英同志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有丰富经验,就派他秘密前往西安。在短短的一两个月时间内,叶剑英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加强了同东北军、西北军的联系与合作,做出了很大成绩。当年11月上旬,他回到保安向党中央汇报了情况,并对开展统战工作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正在汇报当中,张学良将军发来电报,说形势危急,请叶先生即来西安,共商大计。他立即动身再赴西安,在途中“西安事变”爆发。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赴西安,争取和平解决,实现联合抗日。1217日,周恩来、博古飞西安,我和一些同志作为随员同机前往。在西安,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与张、杨一起商讨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研究了对付南京何应钦指挥的“讨逆军”的军事部署,最后又与蒋介石直接谈判。叶剑英同志积极协助周恩来同志开展工作,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研究对付“讨逆军”的作战计划,他利用与国民党许多军政要员熟悉的条件,广泛活动,参加各方面人士的座谈会、报告会,进行个别访问、接见,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广交朋友,进行团结工作。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同时又是风度翩翩、谈吐儒雅的和平使者,广泛地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刚到西安时,我们代表团住在张学良公馆东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成立了“红军联络处”,这是十年内战之后,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第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我们搬到七贤庄一号,公开架起天线,和延安及云阳红军总部联络。我当时任机要科长,我们这些“红小鬼”,穿着黑色学生装,经常在门口嬉闹,所以群众叫我们是“娃娃店”。当时条件简陋,物质生活差,但精神愉快。叶剑英同志跟我们吃一样的饭菜,跟我们一起打乒乓球,同甘苦共欢乐。

在西安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周恩来、刘伯承、徐向前三人各坐一架战斗机回延安汇报。刘伯承、徐向前同志乘坐的飞机已降落在延安机场,却不见周恩来同志的坐机降落令延安和西安通过电波互相询问消息。飞机刚起飞,叶剑英同志就叮嘱我们要与延安电台保持紧密联系,不能有片刻中断。当他得知周恩来坐机未在延安降落后,十分焦急地走进译电室,坐在桌子旁边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我们译的电报,并催我们“赶快译,赶快译”,直到知道周恩来坐机因延安雾大无法降落,又折回西安时,他才松了一口气。那种对同志安危的真诚关切,令人十分感动。

1937年5月,国民党当局为实地了解我党我军准备抗日的情况,派了“中央考察团"到中共中央驻地延安和陕西关中、甘肃东部红军驻地考察,受到中共中央和红军指战员的欢迎。中央派叶剑英、陈康陪同,我作为秘书,携带照相机随行。考察团长涂思宗是广东梅县人,与叶剑英同志同乡,他们沿途用客家话亲切交谈。叶剑英同志向国民党人士详细介绍了我党的抗日主张、统战政策和红军的有关情况,做了很多工作。经过实地考察,増进了国共双方的相互了解,对国共二次合作起了促进作用。

1937年77日芦沟桥事变后,全国形成了抗日救亡的高潮。叶剑英同志在西安向各界人士和群众团体大力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717日,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呼声下,在庐山发表谈话,宣称如日本继续进攻,就只有奋起抗战。叶剑英同志敏锐地致电我党中央;中央社发表蒋十七日对芦沟桥事变的谈话,极为重要,我党应有所表示。党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很快发出了拥蒋谈话的通电。8月初,国民党政府邀清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出席。我作为随员也同机前往。会议期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频繁接触南京党政军各界要人,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我党的团结抗战主张。经过多次谈判,国共两党达成协议,922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谈话,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形成后,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八路军总部委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为驻南京代表,李克农同志为办事处处长,当时只十来个工作人员,但做了大量工作。叶剑英同志利用在黄埔军校和大革命时期结识的朋友、熟人,积极进行统战活动,同时营救大批所谓“政治犯”在开列名单向国民党当局要人时,他指示我用公文给军政部长何应钦写信保释在狱同志,我根本不懂国民党的公文格式,他就手把手教我,抬头要写“何部长钧鉴”,落款要写“职叶剑英”,使我很快学会了。从八月至十月,经过多次交涉,先后将几百名同志和难友营救出狱,其中有陶铸、王鹤寿、钱瑛等负责同志。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早已撤到武汉。为了巩固国共合作,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决定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等组成为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等问题。内部即为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领导长江流域和南方地下党的工作。由于国民党当局采取“溶共”政策,妄图取消我党的独立组织,谈判没取得协议,国民党仅以“国民参政会”作为“民意机关”,邀请了我党毛泽东、王明、董必武等七人为国民参政员。当时长江局根据党中央的发动全民抗战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的方针,广泛开展了党、政、军及各界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恢复和发展了地下党组织。叶剑英同志在他所分工负责的军事方面,如对国民党将领的统战工作、宣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协助湖北省委训练军事干部,进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以及领导八路军办事处领取和转运军需、物资、人员等工作上都成绩卓著。他和边章五、张经武、李涛、聂鹤亭等高级参谋人员组织参谋处,除分工进行工作外,还经常集体研究抗日战争的形势,向长江局报告。当时驻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内的我党将领有周恩来(任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副部长)、叶剑英(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均挂中将领章,边章五等四参谋均住在三楼,所以当时曾流传“一门二中将,三楼四参谋”的佳话。

1941年111日晚上,我们正在重庆化龙桥举办晚会,庆祝《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时,获悉“皖南事变”,得知新四军被国民党军队围歼。周恩来同志沉痛而激愤地宣布了这一不幸消息,并坚信“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当夜,即同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等开紧急会议,研究反击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方案,作好应付国民党突然袭击的准备。117日,得悉蒋介石要在18日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审判叶挺的消息后,周恩来同志当晚即为新华日报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避过国民党检查于18日登出,提早发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周恩来、叶剑英感到还有很多人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弄不清楚,急需赶写一个彻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阴谋诡计的传单,把真相昭告天下。18日下午,叶剑英同志亲自主持了有军事组和有关同志参加的会议,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和重庆一些报纸的造谣诬蔑,归纳了七八个需要驳斥和解答的问题,逐一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后,叶剑英同志指示军事组根据会上讨论的结果,连夜赶写《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从八个方面彻底揭穿了国民党的阴谋诡计。19日凌晨,经过叶剑英同志修改,送周恩来同志审查定稿,加班赶印了出来。并通过各种渠道秘密广泛散发,竟然一直送到了何应钦等人的办公桌上。为了防备国民党的突然袭击,作好应变准备,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多次向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并及时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会上,周恩来、叶剑英同志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当时的形势是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即将到来,坚定大家的斗争信心。叶剑英同志还领头高唱革命歌曲,声调高昂。当国民党特务歹徒包围八路军办事处时,叶剑英同志正气凛然地对我们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天不怕,地不怕,要沉着应付,坐于虎口,稳如泰山。”

“坐于虎口,稳如泰山”,这是叶剑英同志在国民党统治区多年统战工作的英雄气概的写照。而对待国统区的各界爱国人士,他却豁达大度,亲切和蔼,谈笑风生,用党的统战政策的感号力和自己人格的魅力,结交了众多的朋友。他不愧是执行我党统战政策的楷模。解放以后,我没有在叶剑英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但每次拜望,他亲切如故,平易如常。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同紫非去西山看望他,他请我们夫妇吃饭,使我们想起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日日夜夜。辞别时,他还热情地说:“下次请你们吃涮羊肉!”热情的话语犹响在耳,邀请的主人却已辞世,我不禁潸然泪下。建国以后,叶剑英同志虽然不分管统战工作,却一直关心着这条战线。粉碎“四人帮”之后,是叶剑英同志最先主张恢复统战部的正常工作和恢复中央负责同志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商国家大事的制度。他一向关心祖国统一大业,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提出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点建议,主张举行国共两党的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充分表达了包括台湾人民、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崇高愿望。

叶剑英同志虽然与世长辞,但他奋斗大半个世纪的光荣业绩却与世长存。他在统战工作方面的杰出贡献,将与他的其他丰功伟绩一起载入史册。

原载1986112日《光明日报》